“什么是幸福？”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中国国际积极心理学大会执行主席彭凯平在近日举行的中国国际积极心理学第二届大会上提问。
    心理学研究发现，在积极的心态下，人更可能出现和接受创新和开发的思路。而在愤怒、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影响下，只能使批评精神更强烈。
    彭凯平接着发问：“为什么人类所有崇高、伟大、有道德的事情，例如教堂、庙、纪念碑，都要修得高高的，而不是在河谷边？”他告诉听众，这些道德情绪都有积极心理的原因和证据，对人类的生存有重要意义。
    武汉大学心理学系主任钟年表示，虽然积极心理学是一个舶来品，但是“幸福”这个关键词，国人并不陌生。现在各级政府越来越重视幸福感，我国历史上也积累了关于幸福问题的丰富资源。给幸福下个定义
    在这次会议上，美国积极心理学创始人、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指出了衡量幸福的多个指标。在他看来，幸福不是简单的快乐。“我们很多人把幸福定义为快乐，以为生命的满足、个人的成就、对别人的超越好像是我们幸福的根源。事实上并非如此。不过，积极的情绪非常重要。”
    马丁?塞利格曼认为，如果需要寻找幸福，个人不能是主流社会以外反潮流的英雄或脱离于社会之外的孤独生存者，而必须融入生活、社会与事业中。幸福一定是拥有人际关系的人，而没有任何社会关系的人其实是很危险、也让人担忧的人。
    此外，知道生活的意义也非常重要。“我们要知道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我们为什么要考试？不是为了比人强，更不是为了赚很多的钱、拿很大的官。我们生活的意义其实是为了别人、为了家庭，甚至为了人类社会。”塞利格曼告诉听众，在积极心理学中的“幸福”概念中，幸福的情绪、亲密的关系、生活的意义才是重要的幸福生活元素。
    “积极心理学的根本前提是，人性是积极的，爱、善良、关系、沟通、学习、探索、快乐、美丽等都是人类进化选择出来的积极天性。比较一下人和动物形态变化所引发的心理变化，就不难发现，这些变化选择是人类积极的心理能力。例如，我们的大脑新皮质面积要比动物大很多，而大部分的新皮质是用来处理语言、学习、理解、同情、好奇、创新等功能的。我们的体态是直的，我们要向前看，向上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抬头挺胸时心情开放，愉快。”彭凯平表示，追求幸福是人的天性。
    “读一本好书，看一场好的电影，听美妙的音乐，读感人的故事，进行体育运动，与家人团聚，还有工作、科学探索、艺术、大自然，都能让我们进入到福流（FLOW）状态。特别幸福的状态还包括胸膛发热、嗓子发紧、眼睛流泪。”彭凯平说，积极心理学家还发现幸福的感受和被感动的感受非常相似。
    “冷漠无情的人很难体会幸福。而且，人类还有些天然的道德情绪，如感恩、仁爱、崇敬，升华，都跟人的幸福有关。”彭凯平表示。“幸福丹麦”值得引鉴
    来自丹麦的心理学家迈兹?白波在会上表示，丹麦人的幸福感很强烈。有96%的丹麦人表示当他们需要帮助时总是有人可以依赖，这在经合组织国家（OECD）平均水平是91%；76%的25～64岁的丹麦人受过高中以上教育，这在OECD国家平均水平是74%；只有2%的人每天工作很长时间，而OECD国家平均水平是9%；通常丹麦人每年工作1599个小时，而OECD国家平均工作时间为1749个小时；73%的丹麦人有能获得报酬的工作，相比之下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是66%。
    丹麦地处北欧，拥有良好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体系，同时又是全球拥有最高社会信任水平的国家之一。35%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工作或生活的丹麦人甚至都是骑着自行车出行。
    他说，丹麦人在集体和个人关系之间达成了一种平衡，“或许这是因为我们互相信任，而且政府与其他机构的可信度也比较高。”人与人之间高度的关联性造就了高度的信任感，从而简化了生活中的不便之处，使所有的事变得更加简便明了，还提高了生产效率??最后，就造就了十分幸福的丹麦公民。
    “现在丹麦人已经不是在为了温饱而拼命挣扎，而是基于个人能力，这将使我们有更多的思考空间向前看。”迈兹说。教育、员工与幸福城市
    王阿芹是一位积极心理学研究专家。在2011年9月至2012年7月的两个学期里，她的小组通过对江苏省江阴市高级中学的一系列问卷调查、一对一的心理辅导及辅导课，为该校的学生和教师提供获得拥有幸福的能力的心理力量。
    首先，王阿芹要求每个人都要从积极自我方面来培养自信和高自尊，在工作中塑造价值感，教给每个人如何塑造优秀品质的办法。其次，王阿芹让每个人找到自我的人生意义所在，以实现比自我更大的价值。第三，王阿芹再通过一个成系统的管理体系来支持前后对比的测验，让每个人找到自我的优点、弱点、失败之处，从而培养积极的自我。
    “我们不是简单干预，而是进行真正的人文关怀。”王阿芹表示，她们的授课包含丰富内容，有加强野外适应能力的室外课程“希望岛”，也有分析失败心理机制的理论讲解，还有克服失败的行动实践的应用课，这些都使学校的老师、学生的个人生活发生了真实的改变。
    对于江阴市高级中学的学生们来说，他们对学习成绩和教师的满意度均有所提高，自己在环境适应和把握能力上也有所提升。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学会了在遭遇负面评价时，如何积极地看待自己。这可能是利用积极心理学进行幸福教育最成功的一点。
    积极心理学不仅可以应用于教育，还可以应用于企业员工培训。此次大会副秘书长赵昱鲲在介绍积极心理学在中国的应用中指出，中国企业的员工普遍面临心理问题。其中员工对工作的投入度，中国为2%，日本为7%，美国为27%。如果把积极心理学的原理应用到企业中去，就需要拥有积极情绪、积极的人际关系以及人生意义，其表现为乐观、友爱、积极的回应，并知道工作的意义。
    有研究者对一家世界500强企业调查后发现，乐观的员工业绩比悲观的员工好50%；悲观的员工离职率比例比乐观的员工高3倍。所以企业要教给员工学会乐观的方法。
    同时，快乐的员工能获得更好的薪酬和评价。甚至大学生的快乐程度能预测他们19年后的收入；快乐的医生工作效率高2倍；不快乐的员工每年多请15天的假。
    无独有偶，来自中央电视台的一项有关中国城市幸福度的调查，也显现出“幸福”对于国人的重要性。
    这次调查显示，有66%的人想旅游。然而，中国人工作日的休闲时间，有超过70%的受访者，休闲时间不超过3小时；其中8%的人认为自己忙碌不堪，没有休闲时间；十分休闲的受访者，也即5小时休闲时间以上的，只占不到7%。因此，每到全国节假日，所有景点都人满为患的景观，也不足为奇。
    随着家庭收入的变化，受访者中幸福的比例有所上升，但是不幸福的家庭却并不因为收入的上升而有所减少；文化程度越高的受访者，其幸福度会高一些；总的来看，离异和丧偶的受访者不幸福的比例高一些；受访者中女性比男性的幸福感略高一些。
    调查发现，影响幸福的因素从强到弱的排序是：收入水平、健康状况、婚姻或感情生活、社会保障、人际关系等。跨过“心理阈线”
    前不久，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栏目调查中国人是否感到幸福时，遭遇“千人千面”甚至尴尬。这一方面与受访者的文化水平有关，却也从另一方面折射出国人当下的精神面貌。
    彭凯平认为，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如何定义幸福，更加不知道如何分析幸福。因此，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心理建设其实与经济建设、医学建设、公共建设同等重要。
    “我国各级政府现在也越来越多地谈到幸福，这就说明政府其实已经意识到幸福很重要。我国的社会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现象和问题，这些问题影响到了中国人的幸福感，而这与现代化有关。”
    彭凯平认为，现代化除了资源与社会的困境，例如社会矛盾加剧，还会引发“心理困境”??“3000美元的心理阈线”，这一说法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在上世纪40年代提出来。因为人均GDP3000美元是现代化的标志，中国进入现代化是2008年，人均GDP为3400美元。而美国进入现代化是1962年，英国是1968年，法国是1972年。这些现代化国家都面对普遍的现代化问题。
    “解决现代化的问题需要积极心理学的科学指导与贡献。创新和幸福应该是未来中国腾飞的两个翅膀。我们中国下一步发展要走幸福和创新的路，这是几十年现代化国家发展路径指出来的基本方向。”彭凯平总结道。